起来的起义劳工，他们代替了六世王时期建立起来的那些极为不靠谱的“猛虎团”、“童子军”，成为人民党政府政治上可以依靠的强大同盟军，在现阶段至少也保证了政变以后人民党能够迅速恢复曼谷的秩序，并且也能依靠武装起来的工人，避免政变成果被一起参与政变的御林军篡夺。

    必须指出的是，政变伊始就存在着两个派别的斗争。一个是以陈家乐为首的暹罗人民党革新势力，他们代表暹罗产业工人、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、中小官吏和农民利益，要求推翻君主专制政体，建立君主立宪政体，实行经济改革，在将来如果政权稳定，可能还要进行更进一步的二次革命。

    另一派则是以御林军首领披耶帕凤为首的少壮派军人，他们都是熟悉政务、职位较高的军官，他们把在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暹罗社会政治经济的深刻危机，归咎于君主专制政府中那些身居高位，独揽大权而无能的亲王贵族处理政治经济的不当。他们与封建旧官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只是由于王室贵族、高级官吏大权独揽阻碍了他们的升阶晋级之路，而对王室专制深怀不满，希望通过对君主专制政体的改革，而分享部分权力。

    这些人平素牢骚满腹，一旦要真正推翻封建专制政体时，他们却又犹豫不定，有的甚至持反对态度，此前陈家乐在大皇宫中部署政变具体事宜时，披耶帕凤就十分迟疑，若非披汶颂堪等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军官竭力劝说，政变可能从一开始就失败了

    现在工人们到处张贴陈家乐起草的革命纲领宣言，宣言力数专制政权的种种弊端，也是向民众表明新政府的领导人不是披耶帕凤等军人，而是以陈家乐为首的革命家们：

    “……始初，人们期待着政府会好生对待它的臣民，他们大失所望了。王公贵族像以往那样凌驾法律之上，他们没有倾听民众呼声，皇族和不称职的贵族窃居高位，奸佞的政府官员滥用职权，在政府建设和买卖交易中收受贿赂，中饱私囊，挥霍无度。皇族阶级没有任何功劳与政绩，就能获得高官厚禄，还拥有可以为所欲为地压榨老百姓的种种特权，王室也不按任何法度治理国家。结果，因经济不景气和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而致国家尊严蒙受耻辱，这已是尽人皆知的事，专制制度已到了无法救治这些弊端……”

    第二百四十四章 马来自由

    陈家乐在亲自拜会贝特曼说明情况以后，又在工人自卫团的保护下前往湄南河别墅，拜会了林时爽。这位暹罗如今的摄政总理，早在中国留学时就和不少中国领导人有过一面之缘，陈家乐过去就曾作为杰出留学生的代表接受过林时爽的接见，没想到今天再度会面，会是以如此身份。

    “现在暹罗的农业情况怎么样？你们能够把握住政局形势吗？人民党政府需不需要中国提供什么援助？”

    林时爽一上来的几个问题，就表明着中国方面和暹罗人民党之间相对德国要亲密得多的关系，他所问的问题也是非常切中要害。

    农业生产是暹罗国民经济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最重要的部门，稻米生产则是国家农业财富和国家出口赚取外汇的主要来源，收成的好坏和出口量的多寡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国民经济。

    在世界经济长期萧条的冲击下，世界市场对大米需求量骤减，米价也急剧下降。在正常年景时，逼罗大米输出，香港占百分之四十，新加坡占百分之二十七，欧洲占百分之八点五，日本占百分之七点五，五荷兰占百分之六点二。除欧洲和日本外，几乎大部分直接输出到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。

    可是现在大英帝国解体，暹罗大米输出的市场直接减少了将近一半，在欧战前暹罗大米每担还可卖至九点四八铢，现在则跌至五点七九铢，欧战前曼谷输出国外的大米出口量和价格，分别是一百六十六万九千吨和每吨价一百二十一铢，如今则跌至出口量仅剩一百零一万九千吨和每吨米价六十五铢。

    也就是说，暹罗大米每吨价与危机前相比，几乎下跌了百分之五十那么多。

    在素有暹罗粮仓之称的中部平原的红统府，该府农民在欧战前出售一车大米可得六十至八十铢，相比现在要高出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左右。

    红统府是个地少人多的省份，在危机前的正常年景，一般农户当年的农业总收入可挣得四百铢，现在则顶多一百二十五铢，农户收入也是锐减。素有暹罗粮仓之称的中部平原富庶之地都是如此，那么，自然条件比较恶劣，交通不便，生产落后的东北部、北部等地农民的生活状况就更加可想而知。

    陈家乐对林时爽的问题，除了苦笑以外，倒也回答的十分坦诚：“我国经济上确实比较困难，这也是人民党敢于发起政变的原因之一，我们党是判断过，估计大部分地方上的军队和老百姓都期待革新，只要控制住曼谷的王公贵族，地方上就不会对新政府有太大不